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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vwg一星新手會員
2014-1-4 17:23#1
张翼：你的判断要有两个假设才会成立。一是假设中央仍然保持过去的发展模式，把大量的投资、重点项目全部放在大城市，使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趋势仍然保持下来。二是假设中国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处于上升通道，并会持续生产出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
第一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开始动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感觉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改变了管理国家与经营国家的模式，开始有意识地把重点项目，尤其是中央直管的项目逐渐往中西部地区，往中小城市去配置，并力图借此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如果中央政府率先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东中西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就易于缩小；如果中央政府考察地方干部政绩的标准转移到地区内部的均衡发展上，则省级行政区划内部就易于步入均衡发展的道路，到那时候小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大中城市缩小了差别。
第二，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正慢慢降低。人口的出生、生育意愿在受到社会发展约束的背景下，会伴随城镇化进程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新濠天地娱乐城xhtdylcyq.com所谓“越穷越生”的现象会逐步改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史表明，城镇化与女性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大幅降低出生率——如此来看，未来中国社会夫妇子女数的减少就是一个必然趋势。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实现均衡化发展，大城市所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劳动力净增额的降低，会为中国的均衡发展提供机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战略调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大的决心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的问题。投资的转移会通过就业岗位的引导而带动流动人口的流向。
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到城市来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赚取较高的收入。如果中心城市就业岗位提供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生活成本有所降低，则农民工自然会向中心城市转移。如果投资趋势不改变，而仍然迷信行政的力量去做所谓“疏导人口”的工作，就违背了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